2006年诚信贡献单位和个人名单-世界信用组织

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

2006中国诚信贡献单位和个人评定报告

报告单位： 世界信用组织[WCO]

使用标准 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诚信贡献单位和个人评定标准

报告日期： 2006年1月20日（本版本为公示版本，公示期至2006年2月10）

版权声明

　　本报告版权属于世界信用组织[WCO]，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注明出处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免费使用和传播。在传播中擅自串改本报告数据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世界信用组织[WCO]

2006年1月20日

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

——2005中国诚信贡献单位和个人评定报告

目录

第一章 2006中国诚信贡献单位、个人评定实施背景 3

第二章 评定标准、程序、方法 3

第三章 2006年度诚信贡献单位 4

第一节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4

第二节 江西广济医院 5

第四章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 6

第一节 张曙 6

第二节 肖启伟 10

第三节 胡卫民 16

第四节 黄建兴 17

第五节 孙安民 18

第六节 陈福喜 20

第五章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2

第一章 2006中国诚信贡献单位、个人评定实施背景

　　　一、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及诚信贡献单位、个人评定标准简介

　　　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是世界信用组织[WCO]和国际诚信企业协会[ICEA]颁布的在全球范围内通用的信用评价、信用监督、信用信息传播、专业人员资格评定的系列标准，属于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也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国际普适性标准。ICE8000族标准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诚信和降低社会经济交易成本而发布的，以其评定和监督的公正、公开性和对失信违约行为快速、严厉地惩罚而闻名，它是对各类组织诚信程度的一种认可、促进和保证，是经济交易或其他活动中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石。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并不对组织的产品、服务提出具体的性能和技术指标要求，而是要求组织对产品、服务的质量与缺陷向客户与社会负责，在销售或服务过程中，都要诚实信用，不得欺骗和误导客户。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也不对组织的产品、服务的中间过程进行关注，而是对组织的承诺和承诺履行的结果进行关注。

　　《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诚信贡献单位和个人评定标准》，是ICE8000族标准当中一个公益性信用评价标准，其主旨是：为了肯定与表彰为促进社会诚信度作出较大贡献的企业、国家机关、个人，促进社会诚信度，降低交易成本。

　　二、ICE8000诚信贡献单位、个人评定的特点

　　1、ICE8000诚信贡献单位、个人属于荣誉称号，用于肯定与表彰为促进社会诚信度作出较大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该荣誉称号包括：诚信贡献企业、诚信贡献国家机关、诚信贡献个人。

　　2、ICE8000诚信贡献单位、个人评定是公益性的，它不向被评价对象取费，从而保证了它的中立、公正与客观性。

　　三、本次诚信贡献单位、个人评定的意义

　　对促进诚信贡献较大的组织与个人进行表彰与肯定，有助于鼓励更多的组织和个人促进社会诚信。

第二章 评定标准、程序、方法

　　一、评定标准

　　1、较大的推动了社会诚信度；

　　或：2、为坚持诚信或坚持推动社会诚信不惜付出或已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二、名额限制

　　每年度每一具体荣誉称号的名额限制在20个（包括20个）之内，如未发现有符合标准的，可空缺为0个。

　　三、评定的程序一般为：

　　1.推荐或自荐，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2.协会审核，必要时协会指定专人调查核实；

　　3.公示，公示期20日，公众可在公示期内发表意见或提出异议；

　　4.根据公示的结果，确定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第三章 2006年度诚信贡献单位

　　注：排名不分先后。

　　1、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江西广济医院

第一节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006年度诚信贡献单位之一：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评定理由是：该医院10年坚持不收红包，“孤军奋战”挑战潜规则，为坚持诚信付出了较大代价。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北京晨报，“新华视点”记者 李柯勇 朱旭东；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医院办十年医生收入低 南通无红包医院处境尴尬

　　　政府送牌鼓励廉洁 医院办十年医生收入低 遭到业内外普遍怀疑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三院”)在大门口挂了10年“无红包医院”的牌子。记者将这一消息告知包括多位医务人员在内的朋友，他们的回应是含义复杂的微笑：“真的吗？”救死扶伤而不额外收受患者财物，本是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可当“无红包医院”出现时竟遭到普遍怀疑，真不知这是一家医院的光荣，还是整个医疗界的耻辱。

　　　为招揽顾客挂牌拒红包

　　　三院打出“无红包”旗号是在1995年。第二年，南通市政府授给它一个“无红包医院”的铜制牌匾。当时王陆军是三院的党委书记，1998年任院长至今。

　　　他承认，三院此举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吸引病人。当时三院只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年业务收入不及今天的十分之一，几乎办不下去了，才想用这个“噱头”招揽顾客。政府授牌是没料到的，挂了牌就骑虎难下了。在生存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三院不得不把“无红包”进行到底。

　　　患者送红包被拒后转院

　　　今年4月末，“无红包医院”挂牌10周年，南通市政府专门举行了纪念仪式，其间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江苏省纪委、监察局有三位负责人应邀前来，却执意不在仪式上讲话。在南通方面看来，客气背后的潜台词仍是“怀疑”。

　　　江苏省卫生厅也怀疑过。2004年，南通市申报三院为省级文明典型单位，卫生厅负责人就问：“这个‘无红包医院’到底过不过硬？”

　　　十年间，三院的医生们不得不面对“不相信”带来的种种尴尬。2005年夏天，有个患者来三院心胸外科做手术，给医生送红包被拒绝，患者立刻转到其他医院去了。医生问为什么，患者说：“你不收我红包，说明你心里没底，没有这个水平，连红包都不敢收！”

　　　多位医生赞成不收红包

　　　记者采访了三院多位医生，他们或是三院的老同志，或是外来的医疗骨干，从前也收过红包，但对于三院的“无红包”制度，他们都表示赞成。

　　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不收红包，让他们精神上解脱很多。传染科主任朱永根说，拿了患者的红包，做完手术后老是心神不宁，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很被动。而不拿红包的医生腰杆挺得直，即使有了医疗纠纷，也可以限定在技术或意外的范围之内。

　　　然而，经济收入毕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和记者对话时，三院的医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心情。神经外科主任李东旭说：“做一样的手术，其他医院的医生有红包，我们没有，心里确实不平衡。现在其他医院很多同行买了车，住上了别墅，我们三院绝大部分医生还是骑自行车上班。”认为自己的所得和付出不匹配，是当前很多医生收红包的心理前提。

　　　孤军奋战能坚持多久？

　　　南通市有大小几十家医院，为什么只有三院这么一家“无红包医院”？当地其他几家较大医院领导对这个问题都不愿深谈，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三院对红包抓得当然好，但我们也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南通市纪委副书记刘井石直言，在治理红包方面，三院确实是在“孤军奋战”。

　　南通市卫生局局长蒋志群说，三院是全国首家由政府命名的“无红包医院”，南通市委、市政府很珍惜这块牌子，多年来在经费、人员、设备等方面给了三院很多关照。但是对这面“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谁也不敢打保票，毕竟三院不是一块真空中的净土。

第二节 江西广济医院

　　　2006年度诚信贡献单位之一：江西广济医院

　　　评定理由是：制度化地取消药品回扣，降低了医疗费用，让群众享受到平价的医疗服务，在当前国立医院普遍腐败、民办医院普遍利用虚假广告骗人的情况下，给了人们希望和信心，为医院改革提供了思路，为促进医疗行业的诚信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大河报，作者：金卯刀；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私立医院给国有医院上了一课

大河报 A04 今日观点 2006年03月20日

　　　不久前，南昌市涌现出全国首家“民工医院”，农民工持医院发放的“医疗证”看病，可在费用上获得实实在在的减免。那么，“民工医院”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是在赔本赚吆喝吗？这是一家慈善医院吗？农民工看病，真的有人“埋单”吗？“民工医院”的模式，有可能在别处复制吗？记者做了调查。（见３月１９日《人民日报》）

　　　报道中说，这家“民工医院”叫做江西广济医院，是由原江西省建工医院改制而来，医院职工以入股方式买断医院国有资产，正式成立了这家民营医院，目前效益很好。改制第一年该院盈利４８０万元，第二年８８０万元，今年有望达到１２００万元（改制前一年最高收入２４０万元）。作为一家民营医院，他们在政府没给一分钱补偿的情况下，还为农民工推出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广济医院一成立，就发放了首批２万张农民工医疗证。获得医疗证的农民工在３年内将享受９项减免优惠政策：免收挂号费、门诊费；所有治疗药品比同级医院平均低５０％；单病种实行限价治疗（比同级医院平均低３０％～５０％）；非限价治疗住院项目的手术费、麻醉费、治疗费优惠２０％；设立农民工病房，住院费优惠５０％；治疗费用超过３０００元，由单位证明可实行按揭付款；突发性病种可由单位担保实行先救治后付款……

　　既然是民营医院，肯定要盈利，赔本赚吆喝的善举不能长久，广济医院的生存之道靠的是“平价医院”的准确定位，其“法宝”说起来竟然是如此简单：一是控制药价成本；二是控制行政成本。他们将上千种药品价格“一放到底”，与平价药房的药价拉平。每次进药都是直接找制药企业谈判，省却了一切中间环节，也就没有了药品回扣，医院里也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比如抗生素“头孢曲松钠”粉针剂，其他医院一般都根据国家最高定价每克３８元，而广济医院却是每克５．５元。该院对人员结构进行了调整，减员增效，全院医务人员与后勤人员的比例为９比１，而其他医院则是“一半对一半”。

　　卫生部门官员日前曾经设想，政府要建立平价医院，必须另起炉灶，现有的公立医院不可能实现平价。广济医院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给他们上了一课。

第四章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

　　排名不分先后

　　1、张曙；

　　2、肖启伟

　　3、胡卫民

　　4、黄建兴

　　5、孙安民

第一节 张曙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张曙

　　评定理由是：反回扣的良心医生，为促进医疗行业诚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知音；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反回扣收回扣，良心煎熬医生何去何从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牛汉”的举报信，曝光了医院的医药回扣内幕，在全国医疗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写信的张曙医生从此被所在医院打入了另册，受到全方位的挤压。

　　医院为了对付“不可靠”的医生，把张曙所开的处方全部计入子虚乌有的“戚德如”名下。2002年3月，张曙发现了这一怪现象。经长达一年的交涉，他才得以“验明正身”，回扣随之而来。在反对医药回扣路上艰难跋涉的张曙，化名“李存田”将每月的回扣款捐给安徽省妇联，三年来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

2006年1月1日，多年举报、却被迫成为“回扣医生”的张曙再次投书媒体，再次揭开医药回扣的惊天黑幕，为的是唤醒医者良知，更是为了自我救赎……

　　投书《人民日报》，揭开药品回扣黑幕

　　今年51岁的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大附院”）急诊内科的主任医师，1982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该急诊内科医疗条件落后，医生人数少，张曙看着一些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因此逝去，不由得痛在心头。

　　1996年2月，医院要建分院。一次会议上，张曙说：“急诊医疗器械配置非常落后，一些急性发病的危重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误了性命。”医院领导皱起眉头：“现在是市场经济，医院要自己搞创收，国家不投入，哪来钱买器械？”

　　分院建成后，药商们蜂拥而至，纷纷以高额回扣吸引医院的采购员和有处方权的医生。很快，在分院向病人提供的药品中很多是回扣药，白介素II出厂价每支60元，而到了病人手中则变成每支170元；干扰素每支40元，几经转手后，当时开给病人竟是每支150元……

　　在“以药养医”的背景下，医院实行了科室绩效考核规定，一时间，“大处方”纷纷出炉，不对症、不急需而价格昂贵的药品和不必要的检查让病人雪上加霜。

　　救死扶伤的医院竟然变成牟取暴利的市场，遭受病痛折磨的患者除了为暴利、为回扣买单外别无选择。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回扣，开始不停地敲打张曙的良知。

　　1998年冬天，张曙接诊了一名因病致贫、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服药自杀的年轻农民。这小伙子穿得破破烂烂，脚上穿的是露着脚趾的布鞋。张曙久久地凝视着那双布鞋，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母亲给他做的一双布鞋，那双布鞋同样裂开了口子，每天上学时，他像宝贝似的揣在怀里，直到进了校门才拿出来穿在脚上。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样的布鞋竟出现在他的眼前。

　　转眼到了月底，农民的不幸还未完全从记忆中淡去，张曙就收到来自化验室的提成。这一刻，那双破烂布鞋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不禁一颤：那个年轻农民是因病致贫、因贫穷而自杀的呀！看着手中足以买好多双新布鞋的回扣，张曙感到自己也是夺走那个年轻农民生活热望的元凶。

　　曾经让人自豪的职业突然之间变得面目可憎，张曙觉得自己的世界沦陷了，他每天开处方时总有一种犯罪感。他觉得将医生置于人不人、鬼不鬼境地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品回扣，是医院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回扣不除，医生永远不会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重。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以《药品回扣为何屡禁不止》为题，将安医大附院的回扣内幕曝光：

　　安医大附院向病人供应的药品中，有回扣的药达80多种……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给开单的医生提取回扣。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日报》的文章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安徽省卫生厅进驻安医大附院进行调查，在调查中，除了张曙说出自己开了几张化验单、几张处方，拿了几十元回扣外，再没有一个医生承认自己拿了回扣。

　　1999年3月，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医院领导宣布：“没有医生拿回扣，某人的投诉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原本准备跟踪报道的《人民日报》也因没有证据而陷于被动。张曙想不通，回扣在医院不是秘密，许多医生都收过回扣，怎么这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4月的一天，医院领导找张曙谈话：“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是能够解决的，以后不要再向上面反映情况了。医院被整垮，医生的利益也会受损……”张曙只能苦笑：原来，在院领导的眼里，自己举报回扣无非是要达到个人某种私欲呀！

　　此时，正值全国评选百佳医院，安医大附院也是参选单位之一。回扣事件虽然因为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但已在人们尤其是在患者心中留下了阴影，安医大附院最终在百佳竞选中败下阵来。

　　“人民公敌”，良知医生遭遇“潜规则”围剿

　　公开举报药品回扣问题之后，张曙成为了医院里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手中有权、捞取较多不义之财的人对他既恨又怨，有人说他神经不正常，有人说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有人打电话威胁说要打黑棍或制造车祸。

　　张曙的处境开始变得微妙。一次，张曙在上班路上遇到一名关系不错的同事，和以前一样，他远远就和对方打招呼，并紧走几步追赶上去。没想到那同事紧张得四处望了望，见没有熟人注意才尴尬地向他点点头。一起走的路上，那同事如针芒在背，无论张曙说什么都心不在焉地敷衍，进了医院大门后，就更是有意和张曙保持距离。张曙终于意识到同事的难堪，知趣地找理由走了。

　　从此，张曙觉得自己的周围像是被一层不透明的玻璃包裹着，上至领导，下至护士，人人对他都很客气，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分明是裹着寒气。

　　那天，张曙去另一个部门办事，走到办公室门口，听见里面正热烈地讨论关于医疗改革的话题，但他一进门，所有人不约而同地住口了，甚至有一个人将说了半句的话硬生生地咽回去。大家一起看着他，虽然客气地笑了笑，眼睛却充满戒备。那一刻，笑容僵在张曙的脸上，他甚至忘记办事，几乎是逃也似的快速离开。这时，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如果真有本事，就把问题彻底改好，别放一把火，留下个烂摊子，让大家跟着倒霉。” 一种孤立无援的绝望顿时在张曙的内心升腾，他的脚步沉重极了……

　　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在北京学习的一年中，他惊诧地发现，那些著名的医学专家竟也心安理得地收受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回扣！一名张曙非常敬重的心血管专家说：我每个月都会做十几例心脏支架置入手术，仅此一项就月收入数万元。进口心脏支架每只仅300美元，但到患者手中已变成2万元人民币，水涨船高，付给专家的回扣自然高得令人咋舌。

　　张曙的内心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原本以为安医大附院收受回扣是个别现象，没想到医药回扣已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他不禁神情黯然：自己竟幼稚得妄图挑战整个社会的潜规则！

2000年底，从北京回到安徽的张曙心灰意冷，除了埋头更努力地救治急诊病人和重症病人，对医院的回扣闭眼不看。事实上，他也根本看不到——因举报回扣，他早就被打入另册，有关医院经济利益的种种信息一律对他封锁。

　　2001年12月1日，《药品管理法》正式实施，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而在此前，闻风而动的安医大附院成立了计算机中心，声称医院要进行科学管理。不久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张曙终于知道了计算机中心“科学管理”的内容。

　　2002年3月，一个亲戚生病，张曙开了处方。那亲戚在缴费拿药时惊讶地发现：张曙开的处方，在缴费清单上，处方医生竟变成为“戚德如”。亲戚不解地问张曙：“戚德如是谁呀？怎么你的处方用他的名字？”张曙一愣——医院里根本没有“戚德如”这个人！此后，他开始留意，果然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在缴费清单上都打印着“戚德如”三个字。张曙愤怒了：那无法言说的挤压已让自己在工作、教学、科研各个方面频频遇阻，难道自己作为医生的处方权也要被剥夺?

　　沉寂了许久的张曙出现在院领导办公室：“我是拥有处方权的医生，为何要用子虚乌有的名字来代替我？”院领导一脸尴尬，沉吟半晌才说：“这和处方权没有任何关系，一定是收费员打错了。”

　　既然是打错了，就应该改过来！然而张曙反复跑了多少次了，直到2002年7月，“戚德如”三字才被去掉，但他开的处方又变成其他大夫的名字。如此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复杂？半年过去了，张曙始终无法“验明正身”。最后，收费员才说出了实情：“上面领导打了招呼。”

　　2003年3月，经过长达一年的交涉，张曙所开的处方才终于得以恢复真名。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张曙正准备下班，一名年轻男子走进他的办公室，递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现金！张曙大吃一惊。

这一天，从医药公司业务员那儿，张曙终于弄清楚了“戚德如”事件的真相：《药品管理法》（修订案）实施后，医院计算机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统计处方，医生开了多少药，由计算机中心统计处方，每个月底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将清单提供给药商，既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也为药商提供寻找处方医生结算的路径；像张曙这种“不可靠”医生开的处方，全计入根本不存在的“戚德如”名下，药商找不到“戚德如”，回扣便无法送出，“不可靠”的医生便拿不到回扣，也就无法知道真相。

　　捐款助学，“回扣医生”自我救赎

　　拿到“信封”的张曙立刻有一种冲动，这就是回扣的证据，里面浸透了病人的血汗！然而，经过几年的历练，他明白仅凭这个信封根本无法撼动医疗市场的“潜规则”。

一连几天，如何处置那信封成了张曙的一块心病：这钱不能放在身边，他张曙也需要钱养家糊口供孩子读书，无法保证自己面对金钱诱惑总能“坐怀不乱”，毕竟人性是有弱点的。那几天，张曙只有一个念头：拯救自己，把这钱送去负责公益事业的部门！

　　2003年4月的一天，张曙走进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把刚收到的600元回扣捐给了“春蕾女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即将失学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热心的妇联大姐让他留下个人资料，但张曙只肯写下化名“李存田”，至于电话、职业、工作单位则一字不肯透露。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前后不过一分钟。看着他瘦弱的背影，两位妇联大姐面面相觑：这人好神秘呀！

　　从此，张曙更加严格地按照患者病情的需要开处方，即使这样，每月依然有1000～2000元回扣（医生只要开处方就会有回扣，“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拿万元是轻而易举的事），他的心被痛苦包裹着。于是，每月底，他都会在省妇联出现，将所得的回扣悉数捐出，每次都是放下钱就走，仍然一句话也不肯说。

“张曙也收受药品回扣！”这消息很快在安医大附院不胫而走。从此，张曙不再“与世隔绝”。一天中午，张曙和往常一样与同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明显感受到过去的那种戒备正在消失，大家说话时不再刻意回避他。当说到每月收入时，一名同事拍拍张曙的肩膀：“张主任，你的损失最大，这么多年，你少收多少钱啊！其实，即使你不要回扣，也不能给病人省下一分钱。属于你的钱，到了医院的口袋。”张曙默默地听着，心里不知是何滋味。那同事继续说：“以前我们不敢劝你。也许你的本意是希望医患关系能够改善，但你有没有想过，医院的内幕一旦曝光，患者就更加不信任医院了，医患关系会更加紧张。你一方面改变不了医院的现状，另一方面损害了医生的利益，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张曙一怔，无奈的苦笑浮上他的嘴角。

2005年春节前，在一次晨会上，有人对药品回扣表示异议，一名科室负责人大声地说：“过去有的医生反对药品回扣，最终不也成了回扣的受益者吗？若真是好汉，就反对到底呀！”面对这样的讽刺挖苦，张曙只能装聋作哑。

　　日子如水般流过，从2003年3月至2005年12月，短短的两年多里，严格按患者病情开处方的张曙已捐出近4.5万元的回扣。

　　2005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回扣的将以“商业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数额较大的起点是5万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是10万元。

　　张曙在灯下细读着《刑法》（修正案），心头五味俱全：10年前自己就开始反对回扣，反来反去，竟也收了4.5万元，接近可以判刑的数额5万元，也就是说，如果再收5000元，就足以把自己送进监狱！而且，近来回扣数额越来越大，难保某一天自己会把持不住，把回扣装进腰包。为了断自己的后路，为了救赎自己，张曙再次投书媒体，再次揭医药回扣的黑幕。

　　2006年1月27日，笔者在安医大附院急诊小区采访时，张曙正在填写一张“回扣调查表”：收受回扣200次，金额4.5万元。张曙告诉笔者，在安医大附院，如实填写、承认收受回扣的医生只有他一个。

张曙说：对普遍存在的医药回扣，如果有关方面仅仅查处几个医生，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公平的；许多医生的心地都是善良的，他们对医疗腐败同样深恶痛绝，他们希望医院能创新机制，让医生凭借自己的技术劳动，获得阳光下的报酬。

　　所有的朋友都说张曙是堂·吉诃德，但张曙回答说，如果堂·吉诃德越来越多，区区一个风车又算得了什么？风车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东西！

第二节 肖启伟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肖启伟

　　评定理由是：反回扣的良心医生，为促进医疗行业诚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中央电视台；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新闻会客厅]肖启伟：八年举报医药回扣

　　　CCTV.com消息（新闻会客厅播出）：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在医疗行业当中，医生为了收取回扣，给病人多开药，开贵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没有人出来举报，没有证据的话是很难查处的，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的办公室里，就来了这样一位举报医药回扣的医生。

　　这位痛斥医药回扣的人叫肖启伟，原来是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今年三月，肖启伟的命运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了“一落一起”两次巨大的转折，这两次转折虽然有着天壤之别，但原因都与同样的四个字密切关联，那就是“医药回扣”。

　　一年前，因为肖启伟长达八年的反医药回扣斗争，他所在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一批与收受医药回扣相关的人员纷纷落马，伴随而来的却是肖启伟成为县城里被群体孤立的对象，甚至无法在原来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在自我怀疑甚至否定的心态之下，肖启伟被迫选择背井离乡远赴山东

　　然而也是因为反“医药回扣”，曾经被看作县城异类的肖启伟又成了整个医药行业反医药回扣的楷模代表，今年3月25日，就在他刚刚到山东还不满一个月，肖启伟意外地接到了卫生部长高强的邀请，3月25日下午三点到六点，在卫生部长高强办公室里的三个小时，肖启伟经历的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促膝长谈。

　　主持人：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就是这位医生肖启伟先生，您好。

　　肖启伟：您好。

　　主持人：高强部长要了解医药回扣的问题，为什么想到了请您去呢？

　　肖启伟：因为我举报药品回扣的历史长达八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很长，同时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国的医生是两百多万，加上护士是六百多万，但是大家都知道药品回扣这个事，但是要公开站出来举报，据我所知，很少，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主持人：关于什么的悲剧？

　　肖启伟：这么多医生集体收受回扣，医生不出来举报，这个我认为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悲剧，也是卫生行业的一个悲剧。要是大家都不举报，都是麻木的，我认为面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都不吭声，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主持人：从行政级别上讲，您是最基层的一位医生，高强是一位部长，从您现在的处境来说，是因为举报医药回扣，被迫远走他乡，在见到高部长之前，您对这次见面抱着什么希望吗？

　　肖启伟：见高部长，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认为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听说见高部长，我心里很激动，我认为作为一个举报人，我没有这个职责去惩处，但是我有这个责任把卫生行业医药腐败的问题揭示出来，让卫生部长能够很清楚、很了解，便于处理这个事。

　　主持人：他在向您了解医药回扣方方面面问题的同时，关注了您个人的处境吗？

　　肖启伟：他一开始就做了肯定，他说肖医生，你坚持举报药品回扣长达八年，做得好，讲这么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开始讲了这样一句话。

　　主持人：来自卫生部部长的这样一句肯定，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肖启伟：这句话当时我就感到我这八年的工作，八年的举报，八年的遭遇，值，就这一个字，值。

　　世纪七十年代初，肖启伟成为了开江县农村的一名“赤脚医生”，从医35年来，他边学习边实践，逐渐成为了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中的骨干，并被任命为外一科主任。

　　如果没有后来的故事，肖启伟的后半辈子本应该在无数病人及家属的赞誉声中以无比坦然的心态度过的，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项隐蔽的经济收入开始慢慢改变了肖启伟和他同行们的心态，并最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主持人：医疗行业医生收取医药回扣，在您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您做了三十五年的医生，应该是见证了整个过程，对吗？

　　肖启伟：早在1993年左右，那个时候的回扣不叫回扣，叫优扣，你这个医院在我这个医药公司购买药品，我这个公司只给你这个医院提成20％到30％的优扣，这个优扣按照规定，应该是交给医院的财务，但是当时医院的院长，一般向医院财务上缴的优扣在10％以下。按照当时的行情，一般在30％以上，就是说20％的优扣被院长所侵吞，但是那个时候毕竟得优扣的人很少，就只有院长一个人，因此虽然是把药价提高了，但是老百姓还能够承受。1998年以后，这个现象就发生了改变，得回扣就不只是院长一个人，这个时候很多药贩子就直接进入到医院，跟医生直接见面，一个医院的药贩子至少在二十个以上，这个时候得回扣的人除了院长、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药房工作人员、医生等等，人员就增加了，药品回扣药的品种增加了，这个时候的回扣就大量滋生，一年比一年厉害，一直到现在，这个回扣还没有消失。

　　主持人：回扣的这一部分钱是药品公司返还给医生的呢，还是说对病人来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部是病人承担起来了？

　　肖启伟：一般这个药品进入到医院，大概有七个环节，一种药要经过七道关口才能进入到医院，这显然加重了药品的成本。

　　主持人：每一个环节都要加价钱上去，对吗？

　　肖启伟：每一个环节都要拿钱打通关节，这个成本显然是要病人来承担。

　　主持人：不是药品公司的让利，完全是加到药价里面，被病人承担了？

　　肖启伟：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种药的名字叫做康力舒针，康力舒，这个药在市面上卖的是七块、八块钱一支，在我们医院卖32.1元一支。

　　主持人：中间这个差价到哪儿去了？

　　肖启伟：中间就有一个暴利空间，这个暴利空间就使药贩子有这个利润去打通进入到医院这七个、八个环节，一个暴利空间。

　　主持人：我知道在当时您有一段时间也是收回扣的，拿您的经历来讲，工资是多少钱，整个一个月下来，回扣又能拿到多少钱？

　　肖启伟：我的工资表上，工资每个月也就是八百来块钱，加上奖金也就是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这个幅度，这是在我退休之前。要是在前几年，工资还要低，工资在回扣面前就显得很不重要了，就很低了。因为当时我虽然是科主任，我亲自管床的病人比较少，我亲自开的处方没有别人多。尽管是那样，我当时每一个月，我的回扣收入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两三千元。

　　主持人：多的时候比工资要多出来不少了，如果是门诊接待病人多的医生，肯定要比您这个数字还要高？

　　肖启伟：门诊医生比住院医生要少，住院医生的回扣要高，要是一个人管七八个病人，甚至十来个病人，特别是重病人，因为都是搞过度治疗，大处方，一个月的回扣是相当可观，一般来讲，一个月五千、六千甚至七千、八千，比较多。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医生生活的改善？

　　肖启伟：回扣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医生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我们科室里有一位医生，在重庆进修，他回来给大家传递经验，他说重庆有一家大医院的一个进修生，进修了一年，回去以后用回扣买了一辆小车，很风光地开回去。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我们好像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一个进修生进修一年，可以买一辆小车开回去，可想而知，那个医院的医生的回扣收入是多少。

　　主持人：大家是一种羡慕的心情在讨论这件事。

　　肖启伟：羡慕，一点没有什么羞辱感，羡慕，好像我们跟他们比不行，羡慕。而且也不回避，就是没有得回扣的护士在旁边，大家谈论这些问题都不回避，很公开，药贩子在科室发放回扣的时候，大家都不回避，很公开。

　　主持人：说起医药回扣，其实不仅仅是您那个医院里发生的情况，我们的《焦点访谈》节目在去年也报道了一个医院收取回扣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这是2005年4月初，记者在浙江省某医院拍到的画面。一连几天，记者都在这家医院里观察，看到有不少医药代表频频出入医院的各个科室，还将一些东西递给医生后悄悄离去。为了避人耳目，有的人还和医生一起进了另外的屋子里。据知情人介绍，这些医药代表都是赶来给医生结算上个月的药品回扣的。

4月7号上午，记者发现一位医药代表走进了内科的一个诊室，把一个信封交给了一位女医生，记者也随后跟了进去。

　　记者：“你是医药代表吧？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请你拿出来。”

　　虽不情愿，这位医药代表还是把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记者发现信封上写着好几位医生的名字，信封里装是不是钱呢？正当记者准备拿出来看看时，这位医药代表突然上来抢信封。

经过记者做工作，他的手才松开，那个被撕烂的信封里掉出了钱，这时这位医药代表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为了推销一种药而给医生的回扣。回扣的数额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主要是根据医生自报的开药数量和他们掌握的月总销量而定，这一天他总共带来了九位医生的回扣，给包括内科、中医科、老干部门诊在内的几个科室的医生发红包。

　　主持人：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画面，让人感觉触目惊心，在您的医院里面情况也是这样的吗？

　　肖启伟：很相像，很相似，只是说这个比医生自报的数字，我们那里不是这样的，每个月药贩子要到药房去统计，药房有他们的人为他统计，全院哪一个医生开了什么药，数量、回扣的单价、总金额是多少，然后写一张清单，然后把这个清单、钱放在信封里，交给医生。

　　主持人：医药代表和医院之间是密切配合，可以这样说吗？

　　肖启伟：密切配合，而且这些药贩子在医院里的行动是公开的，院长们都知道。

　　主持人：最早医院开始实行收回扣，您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态度？

　　肖启伟：应该说在1993年那一段时间，当年的优扣，也就是说回扣，当时像我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当时所谓的优扣，虽然在当时法律知识很不强，但是我知道这是不义之财。

　　主持人：后来从优扣变成回扣，这个回扣直接到医生手里的时候，院长有没有跟大家交代过这个情况，大家应该怎么对待？

　　肖启伟：1998年以后，我们新的院长就到了我们医院，当时他开中层干部会议，他给我们讲，知识分子待遇很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搞一点药品回扣，目的是提高广大知识分子的待遇。当时他这番讲话，我认为合情合理，我认为很有道理，当时好像一下我就接受了，我认为这是对的，而且我当时被院长提为科主任，院长也经常给我们讲，作为科主任，要跟院长在政治上，在工作上保持高度一致，我也用一种感恩的心态去工作，也就很自觉地，在科室和大家一起开回扣药，也心安理得地拿回扣。

　　1997年到2005年，肖启伟开始了对医院药品回扣八年的举报之路，而这八年，生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主持人：您开回扣药拿回扣，多长时间之后觉得这样做这件事情不对头？

　　肖启伟：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就曾经在拿回扣，这样一种比较兴奋、比较高兴的时光，但是经过了两年以后，2001年我就发现，病人反应比较强烈，因为我们的病人大部分是农村病人，我本身也是来自于农村，我对农民有一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他们来看病是通过卖猪、卖羊、卖牛、卖粮食来治病，可是卖一头猪往往不够一张处方就用光了，老百姓就骂医院，说县医院敲竹杠，甚至认为县医院就是高价药的代名词，反应很强烈。而且我们开的处方，大量的处方外流，他不在我们医院拿药，这个事我很反感。因为我们不想让人们在外边自己去买药，随意去买药，因为我们的处方包括了医生的劳动成果，包括了医生的技术，他的含金量，他不是这个药品价格所衡量的，我们的处方外流，那就是说我们医生纯粹是在为外面的药房，为他人做嫁衣裳。当时我认为，从我们医生自身来讲也很不划算，再就是我们的门诊病人大量减少。过去我们医院的门诊一天大概有三四百人次，这个回扣药这样一搞，医院的门诊量就是一百人次左右，门诊人次大量锐减。

　　主持人：只要收入提高了，病人减少，对医生又有什么影响呢？工作起来还轻松。

　　肖启伟：应该说对医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回扣对医生来讲，从经济上讲有好处，但是对病人，对我们医院的名声影响很大。我作为医院的一个老的医生，我很爱我的医院，我认为我们医院是几代医生创建起来的一个名牌，要是大家都这样来骂县医院，都不在县医院看病，看病以后不在县医院买药，我认为就毁了我们这家医院。

　　主持人：在发现问题之后和开始举报之前，您有没有想过用其它的办法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跟院领导直接交流，或者跟其他的医生交换自己的看法？

　　肖启伟：应该说这个事也并不是说我动不动就去举报，我也跟我们的院长多次谈过，我就说这个回扣药太贵，现在医生的处方是满纸的回扣药，而且是大处方盛行，一张处方动则三四百元。另外都是搞过度治疗，像一些软组织伤，根本就不需要抗菌素，也用了。一些无菌手术病人，按照正规的合理用药，术后用三至五天也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要用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甚至可笑的是一些肝炎病人，一个病毒感染也用抗菌素，这样对于科室的管理也好，对于合理用药也好，对提高医疗质量也好，都难度很大。因此当时我就跟院长讲，这个回扣药，作为科主任，不利于科室的管理，不利于合理用药，不利于提高医疗质量，我认为这个回扣药应该要限制一些，当时我还并不是说不开回扣药，把这个量减小一点，把这个品种减少一点，但是看来不行。

　　主持人：跟院长这种私下里的交流没有什么效果，在公开的场合，比如开会的时候，您也是一个科室的主任，您有没有公开提出过反对收取医药回扣？

　　肖启伟：有，因为多次举报，材料都挪入了医院院长之手，我想我基本上已经暴露了。

　　主持人：那时候您还是匿名举报，为什么您就暴露了呢？

　　肖启伟：我虽然是匿名举报，但是当时在举报的时候不慎重，我举报我用笔写的，而且是用县医院的材料纸写的，医院把这个材料收到以后，在全院的医生当中，把笔迹一对，就发现是我的，也找我去谈话，特别是2002年，我们科室在春节团联的时候，开团拜会，我在这个会上就搞了一个书面的讲稿，我就公开讲回扣药的危害，我说我们外一科要率先在全院宣布为无药品回扣的科室，今后医生一律不许开回扣药，开了，护士不能执行，如有违反，年终评先进、考核一票否决，二，解聘，科里解聘。这个讲话以后，当时我们科里面的医生非常反对。

　　主持人：在饭桌上直接就反对了？

　　肖启伟：在饭桌上把我的讲稿扔在地上，用脚去踩，甚至公开讲，如果说肖启伟硬是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现在不是你聘不聘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你当科主任的问题，当时气氛很紧张。当时我很希望院长出来为我解围，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没有吭声，当时我很悲观，那一次团年的饭、酒吃不下去，喝不下去。

　　主持人：后来您2004年开始实名举报了，是什么让您下决心要实名？

　　肖启伟：2002年春节团拜会以后已经公开了，2003年我又举报，但是举报的材料全部落入我们院长之手。2004年，我们党内发了一个文件，叫做《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护条例》，这个条例就讲到，凡是以实名举报的党员，组织上必须要查，而且要给举报人一个回复，因此我认为这个时候到了，必须要实名举报。

主持人：2004年开始实名举报之后，很快就有一起这个科室针对您的医疗纠纷出现了，有人揣测说是不是对您的一个打击报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事？

　　肖启伟：这肯定是对我的打击报复，但是医院的个别人一直把这个事，攻击我这个举报的动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香港的凤凰网上发表了三百多条帖子，就攻击我这个举报动机，说我是因为受了医院的处分，撤销了科主任的职务才举报的，其实他们把这个因果关系倒置，究竟是医院处分了，我才举报，还是因为我多年的举报，才被处分，这个因果关系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医院有个别人在网上对我大肆攻击，说我一个是想把医院搞垮，损害了医院广大职工的利益；第二是我想当院长，这就是我对医院处分的报复，我认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我这个举报经历。

　　主持人：如果您没有去举报，您就会平平安安地过这些年。

　　肖启伟：那肯定的，凡是我们医院的医疗事故，从院长到科室，到医生都非常齐心，一定要把这个医疗事故摆平，惟独我这个事大家都不管，院长、副院长基本上是幸灾乐祸，看我的笑话。

　　主持人：可是到了这种情况下您已经没有退路了。

　　肖启伟：当时基本上绝望，但是我还是坚持要上诉，后来幸亏还成功了。

　　2004年11月，肖启伟开始以实名举报县医院药品回扣的情况，四川省纪委、省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省市联合调查组开始着手调查此案。2005年3月，达州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对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等人立案审查。随后，四川省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128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但是这一切并没能改变肖启伟的处境，相反，他发现自己逐渐被周围的人和环境孤立了起来。

　　主持人：毕竟这家医院是您工作了几十年的医院，周围的同事也是并肩战斗很多年，因为您的举报，大家可能首先收入减少，然后是正常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对您的埋怨，这些您都可以承受吗？

　　肖启伟：应该说我跟我的同行有深厚的感情，我对我们的医院有深厚的感情，我很爱我们这家医院，应该说我跟我们的同事共事多年，我也为医院的职工，很多亲朋好友做手术、帮忙，要走出这一步，首先，我不是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医生，应该说我也不是把矛头指向我们的院长，因为我跟我们院长总的来讲关系还算比较好，甚至还相当好，应该说走出这一步也是无奈，没有办法。我通过举报，我认为它不是某一个医院的现象，而是在全国具有普遍现象，对于这样在全社会有普遍现象的事，如果说我们不去举报，那行吗？我是一个党员，我倒不是说唱什么高调，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医生，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中国的医生，良好的医德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过去医生收回扣，我想是近十年的事，几千年都没有听说医生收回扣。

2005年9月5号，中央电视台《社会纪录》节目播出了对肖启伟举报医药回扣，不得不准备出走的报道。节目结束刚刚五分钟，一个从山东打来的长途电话让肖启伟决定远离家乡外出打工。

　　山东众和医院院长王传台：“我看完电视以后五分钟，我通过114查询，打电话，我就说肖医生，我被你的英雄壮举所感动，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非常欢迎你到我们济宁做客。”

　　现在，肖启伟出任民营医院医务总监已经两个多月了，新的环境正在给他建构一种新的生活，当然，他真正以崭新心态迎来的新生活还是在与卫生部高强部长的那次重要的会面之后。

　　今天，肖启伟已经把高强部长谈话时提出的“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为职工着想”当作座右铭贴在了医院最醒目的地方。

　　主持人：您到最终还是提前办了退休，然后从四川到山东去，到一个民营医院去工作了，这种远走他乡，您心里觉得有凄凉的感觉吗？

　　肖启伟：应该说有，但是总的来讲，这是次要的。如果说有，当时我去看我的母亲，她九十岁了，做了手术，生活不能自理，又有病，身患多种疾病，但是我没有办法，当时我去看她，我要走，心里面很难受，虽然是妻离子散，但是我认为走好像我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光明，我离开了，把我看成异类这样一个群体，因为我过去在开江县的街上走的时候，人们虽然是同情我，但是我却看不惯人们同情我的眼光，我不需要他们同情。

　　主持人：您只能选择离开吗？如果留下来会怎么样？

　　肖启伟：根本就没有办法留下来，没有办法来工作，这个外科医生，做手术，需要人的配合，要是一个中医，一个内科医生，他独立性比较强，外科必须要人来配合，像我这样的人，医院里把这个科室这个职务又撤销了，很多人把我当做阶级敌人来看待，不要说去工作，就是在医院里待一会儿都很难待，人们的眼神你很难看，没有办法，我要是到医院里去一次，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去一次，一般我都不愿意到医院去，也不愿意上街去。

　　主持人：您在心里边认定自己是对的，别人这样的眼光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视而不见。

　　肖启伟：他们总是叹气，就说肖医生，当时我们劝你不要去举报，他说你想的太天真了，你总认为好像什么纪委、反贪局，甚至中纪委、省纪委肯定会处理好，他说其实你太幼稚，好像他们真的把我说准了似的，我想我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来讲，把医院，把四川省药品回扣的内幕揭开了，虽然最终我们医院这个案子是半途而废，但总的来讲成绩是主要的，只是我个人的遭遇反而更糟糕。

　　主持人：平常当我们看到一种不良的现象，一种不良的风气，想要站出来说话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个人站出来有什么用呢？值不值呢？所以可能就会退缩了，通过您的经历，您给一个什么样的回答？

　　肖启伟：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目前药品回扣也好，商业贿赂也好，腐败也好，太普遍，举报也没有用，就像我们卫生行业这个药品回扣一样，站出来举报的人很少，而且凡是举报者都没有好下场，湖南的胡为民，上海的陈晓兰，他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如果说一个行业这么多人都不站出来举报，明知道药品回扣是违法违纪的事，都不站出来，那说明这个行业行风、职业道德在下降，在严重滑坡，这样的队伍要承担起全国人民健康的重任，我认为很难说，因此我认为我必须要站出来举报，不管它成功与否，我都要站出来。因为我有技术，有知识，你顶多不要我在这个单位去工作，把我开除，但是我不怕。

　　主持人：一方面自己的处境比较艰难、凄凉，一方面您也看到了高层在关注这些问题，现在您心里对这个事能够彻底解决的希望大不大？

　　肖启伟：开始我很悲观，通过高部长给我们的谈话，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我认为只要党中央，以及我们的卫生部这一级的高官在认真对待这个事，我认为药品回扣也好，商业贿赂也好，最终是能够彻底根除的。因为这个药品回扣关系着看病难、看病贵，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当中的威望，这不是小事，是大事。

第三节 胡卫民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胡卫民

　　评定理由是：反对回扣和维护患者权益的医生，为促进医疗行业诚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中央电视台等；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感动中国候选人胡卫民事迹

　　　一、倡导实践科普防病的医生

　　　胡卫民科普忠实实践者，做为一名医生在医疗工作中认识到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深层原因是健康意识淡薄。不遗余力进行科普宣传，自1998年开始，每周下社区服务，每月作科普报告，并自费建立科普咨询网站，8年来坚持不懈，为老百姓服务。深受广大网友和社区群众的欢迎。被湖南省科协评为湖南省科普工作先进典型，2003年6月受到光明日报、新华社、湖南日报、湖南卫视等媒体的集体采访。从诊室科普、社区科普、网络科普一路走来。他倡导的预防为主少花钱少生病少住院的思想与现行的医疗逐利体制发生矛盾，成了一名“不务正业”、“出风头”、“抢病人”的医生。被院长动员去医院的工会工作，引发胡卫民辞职风波。来源：央视感动中国论坛

　　　二、反对医疗腐败的医生

　　　“我不能出卖良知来完成创收任务，只能痛苦地选择辞职！”胡卫民对记者说，“我致力于心脑血管病的诊疗、预防和科普宣教，被医院看作不务正业。娄底市卫生局打算在中心医院成立心脑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被院领导严词拒绝；我给患者开该开的药，收该住院的病人，但院领导为此两次要我放下听诊器去工会当干事。”他站出来抗争雷打不动的医院潜规则，此事燃点民间不满医疗腐败的累积舆情,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国务院、中纪委和湖南省政府均发出调查批示。胡卫民事件成为新的一轮医疗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看病难，看不起病”困扰全社会的大背景下，他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为民”医生站出来声援，他的内心也被一个医生的良知和正气充满。他的行为告诉我们，在追求良知和正气道路上，公共利益的是最高的价值。来源：央视网站

　　　三、维护患者利益的打假医生

　　胡卫民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他揭露医疗腐败。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过去８年，这位医生还在艰难地进行着一场对虚假医药广告的“抗战”。作为一名从事临床心血管病防治工作２１年之久的医生，胡卫民在出诊时，常常会遇到一些病人拿着报纸问他报上所刊登的治高血压的药是否真的有效。此时，胡卫民总是一阵阵心痛。“虚假医药广告表面上看是‘馅饼’，实际上是个‘陷阱’，它让你陷进去，破了财，误了治疗，有的甚至送了命。”他在社区打假、在网站设立打假专题，胡卫民还采取讲座、举报、咨询热线等方式进行打假。他在网站上开辟揭示虚假广告的专栏后，断了很多广告商和药商的财路，网站不断受到攻击，被人植入病毒，一度处于瘫痪状态。胡卫民也多次接到“小心脑袋”的恐吓信和电话。一次他儿子在放学途中，突然被陌生男子掐住脖子，并威胁“要你爸爸好自为之，否则掐死你。” 胡卫民说：“与虚假医药广告抗争太难了，患者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 来源：人民日报

　　四、探索医疗改革的医生

　　胡卫民自1998年涉足社区卫生服务，为6000多社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科普讲座、健康咨询、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提供上门服务。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所在社区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中风发生率减少40％左右，与社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被群众称为“为民医生”。积累了一些社区慢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胡卫民说：廉价、便捷的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网底，将成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已成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国家战略。促进老百姓就医观念的转变，让“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和一种自觉的行动。胡卫民决心今后下社区，为社区医疗工作尽一份薄力。来源：光明日报

第四节 黄建兴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黄建兴

　　评定理由是：勇于体制创新，推动林业产权改革，保障了林农正当利益，提高了林农对政府的信任度，用大手笔（制度的方法）大大地推动了社会诚信度。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黄力；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林改必须还林权于民

专访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

　　本报记者 黄力报道

　　福建省最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始于2003年，迄今已有四个年头。目前，该省林权改革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面临向纵深推进林改的思考和部署。11月25日，作为本次林改“始作俑者”的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由于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是林业利益的重新调整，肯定会引起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所以阻力很大。但已经推行此项改革的地方也确确实实给林农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所以，福建的林改不是要不要继续下去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据黄厅长讲述发动福建省这次林改主要缘于他亲身体验的３个刻骨铭心的真实故事。

　　　一是一个村支部书记的一句话：２００１年福建省的一个库区发生群体事件，影响很大，省委就此事还下派了工作组。作为工作组成员的我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库区二十几个行政村都在闹事，惟独有一个村却平静如水，没有一人参与。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我们１９９８年开始就把集体的山林全部按人口分到户了，有了山林的林农经济收入都很高，每人每年来自山林的收入大概可以达到五六千块，农民林地的活都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去闹事？其他村的田没有了，山也没有分下来，没有田、没有山，就是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就会闹事。”村支部书记朴素的话语说明了一个道理：农民有事干才会安心安定。在林区，林地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命根子，没有这个东西人心就稳定不下来。

　　　第二个就是两个试点的悲哀：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在一个县里工作时分管林业，当时的造林工作是被动式的，没有积极性，于是就想换个方式，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动老百姓的造林积极性。当时我们搞了两个试点村，搞股份制合作造林，并给参加入股造林的农民发放股权证。由于参与造林农民均有股份，所以大家的造林积极性很高，一年时间两个村各造林近万亩。这两个试点林造完以后，我就调走了，后来也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去过。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我被派到了林业厅工作。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当年的这两个试点村去看一下，现实却让人感到很悲哀。

　　在试点的永泰某村，当地群众告诉我，当年“股份证”的底册被村干部收走了，有的说被弄丢了，也有说被村干部烧了。当地的村镇干部领着我去看林地，去年４０００多立方的间伐木材被村干部私自卖了。

试点的连江某村，县委书记和县长带我去看山林。来到山脚下，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木屋。从屋里走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人，此人脖子上挂着的金项链像草绳，手指上带着的金戒指有镀锌管那么粗，屋里摆满了台湾水果和矿泉水，我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年造林的农民，因为造林的农民不可能富得这么快。打听后才知道，他是拿着美国护照的当地老板。群众告诉我，这片林被镇里卖给了他，总共卖了６５万块钱，一半被镇里拿走，一半留给了村里。我问村干部，你到底有没有把钱发给老百姓？他支支吾吾、吞吞吐吐。我当时心情非常难受，感到悲哀。所以我认为作为林业主管部门，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用法律手段维护林农的利益，这是当务之急。林权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求用法律的形式把林权落实到农民手上。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专家的“怪论”：原国家林业局的一位退休专家来福建，在福州森林公园讲课时说，现在中国的林业现状是：非林地区林业在飞速发展，林区在萎缩，重点林区在重点萎缩。

　　老专家以苏北和鲁南地区为例，分析了当地木制品和木材加工三合板生产均超过很多重点林区。而在重点林区省份却滥砍滥伐，屡禁不止，造林面积逐年减少。

　　没有经过实地考察之前，对老专家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当我带领一班人马到一些地方考察之后，就不得不信。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田埂道旁，只要有空地就栽树，并且互相争地栽树，部分公共地域一个树坑政府还能卖出一二十元钱。而在福建，以前栽树还要政府花钱去补贴。差距如此之大，根源就在于林权。在非林地区真正做到了谁栽树谁所有，并且不用砍伐证就可以砍伐销售，农民植树造林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有保障，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这３个故事深深触动黄建兴沉积在心中多年的宿愿——必须还林权于林农。这位出身农村的厅长，对农民和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同时，对农民的内在需求和潜在的积极性又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他深深知道农民的渴盼和林业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林权的稳定。面对集体林权等于农民无权的局面，他毅然掀起了八闽大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风潮。

第五节 孙安民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孙安民

　　评定理由是：为促进房地产业诚信付出了很大努力和代价。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华商网-华商报，记者：张延龙 章学锋 强军；资料性质：媒体公开报导）：

老汉坚持维权5年 为打假办起维权网站

　　核心提示

　　老孙是西安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遭遇购房陷阱，他扭住不法开发商不放，并创建了一个房地产公益维权网站“老孙打假”；他为许多受骗人讨回了损失，他曾被不法房地产商指使人围殴，他的行为被《中国青年报》刊文称赞为“一个人挑战一种不义”。

　　“我忙了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和老孙见面是在他家里，因2004年3月、2005年7月老孙两次被不法房地产商派人殴打，本报记者都曾前去采访。老孙见到记者后直奔主题，“老是采访我有什么用，你看我忙了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老孙退休后，自己开了个小照相馆，而悠闲的生活从老孙买房开始发生了变化。

　　2000年6月，老孙听信了陕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产权合法、上市自由、可办理西安市户口、提供银行按揭”等承诺，在其开发的小区，预定了3套期房，并交清房款。10多天后，开发商通知老孙，有人出高价买走了他预定的两套房子，要求他另调两套。经交涉无果，老孙只好同意。不料，开发商又把这两套房子卖了。老孙找开发商理论，对方说：“房子卖重了，给你换了两套面积一样大的，又不影响你住。”

老孙注意到，小区里不少买房者和他有同样遭遇，进一步调查后他发现，该房地产公司竟“五证”全无，广告上的承诺全是假的。眼瞅着自己花大半辈子积蓄买的房，竟落入了一个欺诈陷阱，老孙边找开发商讨说法，边向政府职能部门投诉。

　　“我不能只解决自己的问题，甩下大家不管”

　　　几年来为了维权，对法律一窍不通的老孙买了一堆法律书，埋头钻研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法规。他把有关法律知识印成宣传材料，并在上面注明“房地产业老孙打假维权”的联系电话，免费发送。

他打了上千个电话，联系到200多户业主，一致要求开发商退钱。老孙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一部分找政府职能部门投诉；一部分找司法人士咨询；还有一部分向媒体反映；跑不动的老头儿老婆婆，负责在售楼处向前来购房者诉说自己被骗经历。

　　开发商很快“受不了”了，派人找老孙“谈和”：“董事长感到对不起你，想请你吃个饭，向你道歉，欠你的房款退还，再赔你3万元。”

　　整整折腾了几年，总算有个结果了，老孙本想答应，没想到来人还有个附加条件：“你把自己的事解决了就行啦，就不要再管别人的事啦。”

　　老孙顿时有种被侮辱的感觉。“这钱我不要啦！大伙推举我当维权顾问，我不能只解决自己的问题甩下大家不管吧。”

　　“我连命都搭上了，你们竟不敢出来说句话！”

　　2004年3月15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将近60岁的老孙正在家中接听消费者投诉电话，两名身着深灰色休闲西装的青年男子闯进门来。

　　“你们要干啥？”老孙大喝一声。

　　来者面露凶光。其中一个戴墨镜的小平头出门张望一下，猛地把他推到屋里。俩人不吭声，将他打翻在地，骑在他身上，小平头抄起桌上的电话，猛地朝他头上砸去，电话被砸得粉碎。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两人起身便跑。老孙从地上爬起来，眼瞅着俩人上了出租车跑了。

　　这是老孙第一次挨打。2005年7月，老孙在配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采访不法房产商时第二次被打。当时七八个人冲上来，打了老孙两拳，叫骂着把老孙和记者推搡开，并踢了记者几脚，抢夺证件，把摄像机的镜头也掰坏了。小区上百名业主围观看热闹，没人站出来阻拦。

　　这一次老孙特别伤心。记者当时在现场，还记得老孙后来对某些业主说的话———

“我连命都搭上了，你们竟不敢出来说句话！”

　　5年来，老孙带领上当业主与开发商周旋，使得开发商陆续向业主退了200多万元的房款。但是，为了揭黑维权，他花光了自己10年经商的全部积蓄，连准备给女儿结婚的15万元都赔了进去。

　　　“打假维权很艰辛，我将坚持揭黑”

　　2006年2月，老孙花费半年时间，在电脑上敲出一份9万多字的“万言书”，文中内容直指陕西违规地产公司。现在，这份凝聚老孙5年心血的“万言书”已完全成稿。

　　在老孙的家中，记者见到了这本打印成册的“万言书”，“你可以先看，但是里面的内容暂时先不要公布，这个我要送到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其他有关部门。这也是最后一招棋了。”老孙说。

老孙说，他本来对电脑一点都不懂，现在的电脑知识完全是“偷学”来的———老孙经常到报社、政府部门去反映情况，看到报社或政府的工作人员用电脑，他就在一边偷偷看着学。老孙的打字速度并不快，这本九万多字的“万言书”，凝聚了他多年来跟不法房地产商斗争的血汗，真可以称得上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一次次地承受拳打脚踢，一次次地拒绝威逼利诱之后，60岁的老孙已经铁了心跟不法房地产商斗争到底，2004年3月15日，老孙遭到殴打的当日下午，他带伤参加了“3·15晚会”。在节目现场，老孙说：“打假维权很艰辛，但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我将坚持揭黑……”

　　老孙也有些许无奈，他说，“我就像一罐空气清新剂，芳香了别人，却掏空了自己。”

第六节 陈福喜

　　2006年度诚信贡献个人：陈福喜

　　评定理由是：他所领导的企业在全国零售企业中第一家进行ICE8000国际信用标准体系评定，他本人是山西省第二个按国际信用标准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民营企业家。在全国零售企业潜规则盛行的情况下，他长期坚持诚信经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于直接接受利害关系人的信用监督，在全国率先将“口头的诚信”变为“有监督的诚信”，为中国商业企业的诚信度发展进程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诚信度发展进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证明资料如下（来源：太原万和信信用评价有限公司；资料性质：信用专业机构推荐）：

人格打造文化，诚信铸就未来

——新晋商代表人物来福集团董事长陈福喜的诚信之路

　　诚信已经成为目前的社会热点话题，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失信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像携款潜逃、银行骗贷、伪劣产品、虚假广告、欺诈性促销、长期拖欠借款和货款等等。在一部分人的眼里，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了为富不仁、靠欺诈失信发财的代名词。

　　来福集团的董事长陈福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企业家。他不但以创建独具特色的来福文化享誉山西省企业界，而且以卓越的信誉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信任和赞扬。

　　陈福喜，54岁。太原来福集团董事长、太原市服装城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山西省优秀政协委员、民建太原市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工商联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山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是山西省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陈福喜出身贫寒，经历坎坷，襁褓中丧母，少年时丧父。由于生活所迫，很早就下海经商，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买卖，饱尝了人生的苦难和创业的艰难。在改革开发的大潮中，坚持不懈的奋斗，经过意志的磨练、品德的修养和素质的提高，从一个商海的草莽英雄发展到具有成熟企业文化的企业家；陈福喜已经成为一个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科学的企业家，成为继承了晋商优良传统的新晋商代表人物。

　　十几年来，陈福喜从身无分文，没有国家的政策支持，没有银行的一分贷款的情况下，使来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体经营到服装城；从精品服装城到凯宏中央空调设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从2004年组建来福集团；到2004年10月24日成立一心堂医药销售连锁公司，2005年5月29日成立太原市精品服装城兴华商城，9月26日成立缤缤品牌服饰广场；2006年开始兴建太原精品服装城商务中心和太原服装城集团仓储物流中心，筹建太原市十一五重点项目、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单体商城——太原服装城商贸广场，这其中陈福喜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承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终于踏平坎坷成大道，把来福发展到一个员工近千人，资产四个多亿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陈福喜是山西省第二个按国际信用标准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民营企业家。多少年来，陈福喜个人没有过一次失信行为，来福集团没有发生过一次违约事件。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人们越来越追求金钱和物质和漠视诚信的今天，做一个发展不忘国家、富贵不失道德，永远讲求诚信的企业家是比较少见的。而陈福喜做到了这一点，真正实现了他“以德正身做优秀建设者，以学修身做优秀中国人，”的个人目标。

来福集团的发展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可以说靠的是陈福喜个人多年的历练和学习，更是靠陈福喜长期积累的信誉。

　　陈福喜十分崇尚晋商，把晋商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和奋斗的目标。他完全继承了古代晋商讲求诚信的优良传统，始终把信誉作为个人的生命和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永远坚持诚信，说到做到，一诺千金，宁可损失金钱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

　　陈福喜直接管理的经营户达两千多个，亲自全面操作过的大型项目11个，建筑工程达40万平方米以上，涉及的资金30多亿元，没有发生一次违约行为，没有产生一起经济纠纷。

　　精品服装城93年创立时，每个商铺年租金2 ?6万元，当时陈福喜向经营户承诺10年不涨价。而没有几年，每个商铺的年租金就达10万以上。精品共有1030个商铺，如果适当的涨价，每年的经济效益就达6千万元。可精品仍然坚守自己的承诺。而且在非典和经营困难时给部分经营户减免费用。虽然损失了上亿元，但却赢得了广大经营户的信任和支持。

　　兴华商城和缤缤品牌服饰广场两个项目一共用了7个月的时间，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来福人都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自己对社会承诺的时间内如期开业，创造了太原市商业界的奇迹。

一心堂开业两年多，除了坚持做爱心工程外，坚守诚信的经营原则，保证产品质量，努力降低药品价格，没有发生一起药品质量事故。

　　凯宏空调发展六年多，做了几十个工程，没有出现过大的质量问题，没有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延误工期，成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从2005年5月29日开始，针对太原市商业企业拖欠经营户或供货商货款现象严重的情况，来福集团创立了全新的商业结算模式。兴华商城逢“8”结算，每月的8、18和28日准时结算，缤缤品牌服饰广场是每15日结算一次，全部是电子划拨，自动转帐，一分不欠，一天不拖，从不为难经营户，从不挤占和挪用经营户的货款，所有的经营户不用通过任何人和手续就能如时拿到自己的货款，大大降低了经营户的运营和财务成本，受到了太原市广大商户的高度称赞。

　　正是由于陈福喜多年积累的诚信基础，才有了来福集团的发展。来福所有的项目都是别人主动找陈福喜合作的，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企业的利润外都是来自社会和朋友帮助的。有人主动借给他四百万而不要任何利息与回报；有的老人宁可把积蓄借给陈福喜而不愿意给自己亲生的儿子做生意。

　　2006年6月，把原来柳巷的华都改建成缤缤品牌服饰广场时，陈福喜告诉7个装修单位：“你们按图纸和要求干吧，四个月后给你们钱”。这7家企业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要一分钱的预付款，也没有签订协议。两个月就把缤缤全部装修好了。因为他们知道，陈福喜从来都是说话算数，他说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能给了。

　　在兴建缤缤品牌服饰广场资金短缺时，北京的一个朋友在知道自己病危时借给陈福喜1000万（当时陈福喜并不知道这个朋友已经确诊为癌症晚期），一个半月后，这个朋友病逝了。临终前才告诉妻子这件事，并说：“你放心，这钱借给陈福喜，比放在银行都安全”。

　　凭着诚信，几千个服装经营户对陈福喜十分信任和敬佩，许多经营户说：“陈福喜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几次招商都是一呼百应；凭着诚信，合作伙伴在只见了两面后，没有签订什么协议，就把总投资13.5亿的太原服装城新东方商贸广场交给陈福喜运作；凭着诚信，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新东方商贸广场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建筑商和材料商主动垫资盖完了大厦的三层；凭着诚信，在没有进行广告宣传的情况下，新东方商贸广场完成了60%的招商。有的业内人士测算过，如果按常规，这么大的项目广告和招商费用最少需要4000万以上。可以说，诚信是陈福喜最大的无形资产，是来福集团发展的秘密法宝。

　　2006年，来福集团把诚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全面开始了诚信文化的建设，成为来福文化的新亮点，太原市商业诚信文明的推动者。

　　缤缤品牌服饰广场在2006年8月22日、9月26日正式下发了两份明确规定所有经营户严格做到“明码标价不搞价，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反对价格欺诈，公平竞争”的文件，对经营户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成为“太原市明码标价示范单位”。

　　2006年11月27日，缤缤品牌服饰广场在山西省企业中率先开展长期而系统的“诚信工程”，在全国零售企业中第一个进行ICE8000国际信用体系评定，把诚信作为来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缤缤主要的发展战略之一，把信用管理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使信用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立新型的商业文化和信用管理模式，并向全省的商业企业发出“同诚信，共发展”的倡议，有力推动了太原市商业文化的发展。

　　“诚信恒德”，这是陈福喜最近新的体会和常讲的一句话。诚信是陈福喜的个人品德，他把这种品德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作为来福的文化理念，提升为来福集团新型的发展战略，以新晋商为榜样，永远高举诚信的大旗，引导来福集团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为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章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我们相信有更多的组织和个人符合评定标准，只是由于名额所限和我们没有能力发现他们，才没有入选，我们在这里也一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二、欢迎各界人士于每年的一月五日之前，向我们推荐符合评定标准的组织和个人。

　　三、发现本文有错误的，请联系我们。

　　四、对于本报告的不足之处，欢迎各界人士批评并不吝赐教， 电子邮件：fbj2010@163.com.

世界信用组织[WCO]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于世界信用组织[WCO]